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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保健护士郑淑芸: 总理和大姐心中装着每个人

励志人生网 2019-04-05 01:51 名人名言 156次

文 | 危春勇
1970年八九月间,中央在庐山开会。周恩来对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有两个我的熟人哪,一个是你的同行,一个是我的同行——两个‘耳朵’,一个姓郑,一个姓邓。”总理所说的自己的同行是指邓小平,此时他正下放在南昌新建参加劳动;而张佐良的同行指的就是郑淑芸,当时她在九江永修干校劳动。
郑淑芸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南海工作的保健护士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遭到过江青的责难。而后被调到西花厅工作,与邓大姐相处得十分亲密,邓大姐自称为“老伴”,而称她为“小伴”。在担任周总理、邓大姐保健护士的12年间,郑淑芸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他们的懿德风范与精神情怀,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第一个调进中南海的女护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初中刚毕业的郑淑芸受家庭的影响,参加了革命。父亲对她说:解放了,有这个机会你们都应该出去好好为人民干点事。当年6月,郑淑芸就报考了劳动大学(中共中央机构的化名)药护训练班,实际是军委办公厅总参卫生处的卫生学校。7月1日入学,在护训班培训了一年,结业后就留在总参卫生处。1953年2月13日,郑淑芸成为被调进中南海的第一个女护士。
领导和郑淑芸谈话时,明确告诉她是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当时还没条件给每位领导人配一名专职护士,所以一开始一个护士要管好几家。

周恩来保健护士郑淑芸: 总理和大姐心中装着每个人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散步

进中南海,到毛主席身边,自然得经过严格的审查,而且是“双重审查”。“不仅要通过组织审查,还得通过夫人这一关才成,然而这后一关我就没通过。”郑淑云说。1953年12月,毛主席到杭州讨论起草新宪法,她第一次跟随他出差,但就是在这期间,她把江青给“得罪”了。
郑淑云回忆说:“江青几次约我陪她出去玩,我都没去。那时条件不好,没有暖气,用炭盆取暖,要调温度、湿度什么的,我正事还忙不过来呢,哪抽得出身陪她出去玩啊!因此,几次都被我谢绝了。后来,住同屋给主席摄影的侯波回来对我说:‘这下你可把首长给得罪了!’我听了觉得十分委屈和冤枉,是我不愿意玩么?我那时那么年轻当然想玩了。在杭州那么长时间,很多地方都没去过,除非主席去了我才好去。但我总不能丢下工作去玩啊!”
郑淑芸为人耿直、工作泼辣、责任心强,她说话直来直去的性格,与江青盛气凌人的做派格格不入,相处过程中免不了磕磕碰碰,自然也就没法在那儿长时间待下去。
来到总理、大姐身边担任保健护士
郑淑芸来到周总理身边工作是1955年。领导跟她交代完工作内容之后,她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前往西花厅,一边骑心里一边打鼓,精神还有些紧张:“这次可别再给砸了!”然而当她一接触到邓大姐,紧张的心情就烟消云散了。
和蔼热情的邓大姐像拉家常一样,亲切地询问她的工作和经历,比如什么时间来中南海的,都做过一些什么工作,家里情况、父母的身体如何,家里有什么负担没有,等等。随后邓大姐便带着她去给总理做治疗。
此前,郑淑芸曾见过总理一次。那是在北戴河的一次舞会上,当总理得知她是搞医务工作的,且来北戴河已有一些日子了,就问她这个地方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疫情,整个卫生状况怎么样,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见郑淑芸紧张得回答不上来,总理语气舒缓地告诉她:“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不要忘记搞些调查研究,要走访一些群众,了解当地的生活状况怎样。作为医务人员还要知道当地有些什么疾病,特别是常见的多发的疾病。”“一定要懂得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不是只为我们服务啊,为他们服务才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周恩来保健护士郑淑芸: 总理和大姐心中装着每个人

20 世纪50 年代,邓大姐(中)与秘书陈楚平(右)、保健护士郑淑芸(左)在一起
直到今天,郑淑芸仍感慨不已地说,周总理的这几句话“从此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成为了我一生工作的座右铭,以后每到一地首先就要了解这些情况。从此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由于曾与周总理有过接触并交谈,因此第一次给他做治疗,郑淑芸并不是很拘谨。再加上总理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治疗很成功,从此她便留在了西花厅工作。
置身西花厅犹如走进温暖的家
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是一个温暖如春、亲情四溢的大家庭。在这里,不论是秘书、卫士还是医生护士,也不管是摄影师、厨师还是司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得到总理和大姐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关怀,从工作、学习到生活、家庭,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1956年的一天,郑淑芸在用三轮车运送药品时,为免药品颠簸受损,用身子护卫着,谁知却把自己的两条腿给弄伤了。当时她也没怎么在意,到门诊部打了一针,休了三天假就上班了。然而她的腿伤并没有好,忍受了一年多,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住进北京医院治疗。她被诊断为“先天性盘状半月板撕裂”,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其间,邓大姐特致信问候:
亲爱的小郑——淑云同志女儿:
每天我都不止一次地要想到你,想到你在忍受“急”和“够”的味,很惦记你,同情你。现在给你送点儿重庆水果和我的一个同学女儿带给我的花生米,略表我的心意。我不能来看你,托我的他来看看你。
你的信我们看了,深深感动,我们尊重你热诚、真挚的善意。希望你亦听我们的话,要遵守一切把腿治好,这是你现时的中心任务。不能多写,紧紧地握手,祝福你快好!
大姐妈妈
1957年2月23日
带着滚烫的问候信,还有新鲜水果和花生米等,大姐的那个“他”——周总理来到医院看望郑淑芸。一见面,总理就问她:“治疗得怎么样啊?痛不痛,有没有好转?要不要同时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他还说:“大姐不能来,委托我来看看你,要好好治疗,早日康复……”
郑淑芸很感动,手执总理带来的慰问信阅读了好几遍,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大姐以“小伴”相称
在周总理、邓大姐身边工作的12年间,郑淑芸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没有隔阂,没有距离。
郑淑芸生性活跃、待人诚恳、心直口快,而邓大姐热情开朗、风趣健谈、慈祥和蔼。也许是性情相近,两人特别投缘,亲如一家,情同母女,平时说话交谈也好,分别通信也罢,都少不了幽默甚至调侃的语言,在一起相处留下许多生动佳话。
亲爱的郑——我的小伴:
离开北京已经有一个半月多了。我要和你谈的事可多啦,从哪里说起?这也是给你写信迟了的原因呵!好吧,还是从开始离开北京时先谈起吧。去年我离开北京比前年要迟一个多月,在准备行装时,自然会想起了前年伴我南下的小伴,至于到了重游的旧地后,想起你来的时候更多啦。一个热心的、关心人的、勤劳的、活泼可爱的姑娘,会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的……
这是邓大姐写给郑淑芸的一封信。邓大姐自称“老伴”,而称郑淑芸为“小伴”。在她给郑淑芸的信函中,多次使用了“亲爱的小伴”这样的昵称,从中自不难感受出两人之间的那种亲密、融洽与随意。尽管郑淑芸会不时注意自己的职务和身份,但邓大姐全然不把她和她的家人当外人。
郑淑芸和在中南海从事财务工作的崔长庚都是团干部,他们在组织文体活动的过程中结识了。1958年,郑淑芸随邓大姐去广东从化疗养,她和崔长庚相互通信交往,大姐知道后,就开玩笑地说:“你小伴的信可不可以给我看看?我老伴的信你也可以看看。”郑淑云便说:“我的信你可以看,但你的信我可不好看了,你们可都是中央委员哪!”
邓大姐认识崔长庚,有次还专门把他叫到西花厅来谈话,意思是自己身体不好,小郑因为照顾她而不能经常出来和他见面,有些歉然。谈完话,大姐说:“你看看,原想让你们好好谈谈,结果时间都被我占了。快过去,有什么话和小郑好好谈一谈。”
郑淑芸回忆说:“1959年和崔长庚结婚时有些仓促。因为总理和大姐要到南方去,希望在走之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所以就急着选定日子。不巧的是他们的行期突然提前了,来不及参加就启程了。”
于是,总理嘱托秘书何谦、大姐委托她的秘书张元前来祝贺。他们带来了总理和大姐11月22日写的贺信,送上鲜花篮一对,同时还带来了宋庆龄从上海捎给总理的螃蟹。信中写道:“亲爱的淑芸、长庚同志:……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祝福你们新婚愉快,相爱始终,家庭幸福!”“祝福你们像鲜花一样地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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