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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菩提道果:萨迦派文本、教法与历史

励志人生网 2019-06-12 17:10 名人名言 181次

2019年5月30日,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菩提道果:萨迦派文本、教法与历史”学术研讨会暨《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安海燕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新书发布会在清华大学凯风人文图书馆召开。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中国藏学杂志社社长黄维忠主编、四川省雅江县萨迦派生根寺住持阿字仁波切、清华大学中文系吴娟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安海燕、中国藏学出版社编辑徐华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魏文、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社会科学研究院助理教授柴冰、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曾汉辰、陕西师范大学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谢光典、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石美、哈佛大学印藏学系博士研究生马洲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孟瑜、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李梦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系张凌晖博士等与会并发表了学术论文,另外来自京内外其他学术机构和佛教团体的学者四十余人旁听和参与了这次佛教学术会议。

会议|菩提道果:萨迦派文本、教法与历史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做了题为《萨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本、教法与历史》的主题报告。(本文图片 姚霜)

首先,会议主持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做了题为《萨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本、教法与历史》的主题报告。萨迦研究在国内外藏学界都是一个非常热门和成熟的课题,沈教授本人研究萨迦的历史和教法已有三十余年,最早研究政治史,其后关注教法史,特别是萨迦的道果法研究。近十余年来,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清华大学汉藏佛学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对道果传承的研究。
从政治史角度来说,萨迦研究是西藏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西藏历史上的前弘期和“黑暗期”之后,直到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教合一的政权之前,西藏政治史上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就是萨迦派。在西藏历史上的蒙元时代,萨迦派不仅在西藏地方历史上占主导地位,而且在整个元代中国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萨迦款氏家族的上师是元朝的帝师,此即是说,蒙古时代的精神和宗教生活是由萨迦派的喇嘛们主导和引领的,他们是元朝最高的精神领袖。大家知道,帝师制度开始于西夏时代,那时就有萨迦派的上师担任西夏国王的上师,其中萨迦班智达的一位老师就曾担任过西夏的国师。此外,萨迦的政治和宗教影响力并没有随着元朝的灭亡而立刻消退,即使是在格鲁派兴起的时候,萨迦还是整个西藏最有政治和宗教势力的地方豪强,许多格鲁派的早期大弟子们原来也是萨迦的弟子,他们在整个西藏地区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得到萨迦的认可。到了明朝,明封八大法王和教王中,位列第二的就是萨迦的僧人大乘法王。萨迦并没有随着元朝的消亡立刻衰弱,它在政治上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被认为是元末最有势力的帕竹派头领大司徒·绛求坚赞(1302—1364)曾经告诫他的子孙们,一定要尊崇东方的大皇帝和萨迦的喇嘛们。在接下来的报告中,沈教授主要梳理了西方萨迦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并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了分类评述。

会议|菩提道果:萨迦派文本、教法与历史

沈教授主要梳理了西方萨迦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并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了分类评述。
首先,在政治史研究方面,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藏学著作多少都跟萨迦有关。比如,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藏学先驱、意大利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先生的划时代巨著——《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中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中世纪西藏政治史的宏观建构,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对萨迦政教历史的研究,并且提供了大量有关萨迦历史的第一手藏文文献资料。另一位重量级的意大利藏学家、前任国际藏学会的主席伯戴克(Luciano Petech)所作的《卫藏和蒙古:西藏历史上的元和萨迦时代》(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the Yuan-Sa-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则是研究蒙元时代萨迦历史的集大成之作。还有两位德国学者,一位是二战后德国汉学领袖Herbert Franke (1914-2011)先生,他专门利用元代的汉文文献研究元代萨迦的历史和宗教,将汉学和藏学结合起来,对元代藏传佛教,特别是八思巴、胆巴国师和《至元法宝勘同总目》等重要人物和事件等重大学术问题做了十分精湛的研究,另外一位则是沈教授的老师Dieter Schuh教授,他专门研究蒙元时代的藏文诏令和文诰,还研究八思巴字,学术成果十分丰硕。
沈教授还说道,国内亦有很多研究元朝萨迦历史的杰出学者,如陈得芝先生和陈庆英先生。此外,元代的八思巴字是语言学和语言文字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国内有蔡美彪先生,还有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学者照那苏图先生,以及前面提到的德国学者Dieter Schuh先生,他们都是这个方面的专家。而萨迦派对西藏历史叙事的建构做了很多贡献,比如扎巴坚赞的《吐蕃王统》和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等,都是确定西藏历史叙事传统的重要作品,而对这些作品西方学者都有对它们所作的很精湛的研究:比如英国老牌藏学家Hugh Richardson(1905-2000)很早就对《吐蕃王统》做过研究,而德国莱比锡大学的Per K. Sørensen教授则对《西藏王统记》做了最细致和系统的研究,他的《王统世袭明鉴:藏传佛教的史学》(The Mirror Illuminating the Royal Genealogies: Tibetan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XIVth Century Tibetan Chronicle : rGyal-rabs gsal-ba’i me-long)对《西藏王统记》做了非常详细的翻译和注释,至今是研究西藏历史的学者们都无法离开的一本案头书。此外,1950年代美国两位人类学家C. W. Cassinelli和Robert B. Ekvall采访了当时的萨迦法王家族成员,写作了《西藏的大公国:萨迦派的政治体制》(A Tibetan Principality: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Sa skya)一书,主要讲述了元以后萨迦的政治体制,是很珍贵的口述史。
其次,从宗教史而言,相较于眼下更受关注的宁玛派、噶举派和格鲁派等,萨迦派在后弘期藏传佛教传统形成过程中起了更大的作用。2005年,美国学者Ronald M. Davidson出版了《西藏的文艺复兴:西藏文化再生中的密乘佛教》(Tibetan Renaissance: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Rebirth of Tibetan Culture)一书,展示了道果法及其从印度向西藏的传播对新译密咒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何等巨大的作用。实际上,夏鲁、觉囊、格鲁,甚至噶举派的早期著名上师等,都曾是萨迦派的弟子,例如一世班禅喇嘛克珠杰、他空见的创始人朵波巴、帕莫竹巴的开创者多结杰波等,都曾与萨迦派有过十分紧密的联系,可见道果法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实际上,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是相对晚期的事情,而最早更需要重视的是几个教法的传承,如道果法、大圆满、大手印等。由于萨迦道果法于藏传佛教史上的重要性,自前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萨迦派的研究非常发达,成果也很多。
最早将道果法传播到西方学界的应该是1960年代的德雄仁波切,他在西雅图住了十余年,期间培养了很多弟子,其中两位最为著名,一位是Gene Smith(1936-2010),即TBRC的创建者,他最初是德雄仁波切的弟子兼助理,后来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被派往南亚各地搜罗藏文文献;另外一位则是曾经担任德国汉堡大学藏学教授的David Jackson先生,他一辈子都致力于萨迦的研究,他的许多学生也跟着他做萨迦研究,据说Jackson熟悉萨迦班智达所有著作,他在其著作《明晰圣人之意:萨迦班直达对菩提道的阐释》(Clarifying the Sage’s Intent: Sakya Paṇḍita’s Explanation of the Bodhisattva Path)一书中翻译、研究了萨班的名著《智者入门》;此外,还有一位独立学者Cyrus Stearns,他可能是西方藏译英水准最高的佛教学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翻译道果法的重要文献,其代表作有《闪亮人生:藏地早期道果上师的生平》(Luminous Lives: The Story of the Early Masters of the Lam 'bras in Tibet)和《持果为道:萨迦派道果法的核心修习》(Take the Result as the Path: Core Teachings of the Sakya Lamdré Tradition),后者集中翻译了11篇道果修法的重要文本。
除了政治史、宗教史的学者们,欧美还有一批学者从事更广泛意义上的萨迦文化研究。例如,已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ames Bosson教授,他根据藏文和蒙古文翻译了《萨迦格言》;此外,还有人专门研究萨迦班智达的三律仪,如Jared Douglas Rhoton翻译了萨班的《三律仪分别》(A Clear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ree Codes: Essential Distinctions among the Individual Liberation, Great Vehicle, and Tantric Systems. The sDom gsum rab dbye and Six Letters by Sakya Pandita Kunga Gyaltshen)。而普林斯顿大学有Jonathan Gold教授研究萨迦班智达的中观思想(参见其著作:The Dharma’s Gatekeepers: Sakya Paṇḍita on Buddhist Scholarship in Tibet)。还值得一提的是,曾经担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的德国藏学家Jan Sobisch先生,多年来专心研究萨迦派道果文献,出版了多部与《喜金刚本续》和道果法相关的目录学著作,为后人研究道果法及其传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这样一个国际藏学界萨迦研究方兴未艾的局面下,沈教授回顾了自己从事萨迦研究的学术历程。从1986年完成的关于萨迦政治史的硕士论文,到近十余年来对萨迦道果法的集成——《大乘要道密集》、 黑水城出土文献和明代的汉译萨迦道果文本的研究,多有收益。他指出,萨迦文本在汉地流传之广完全超出之前的认识,他大胆猜想十卷之巨的《道果弟子释》(Lam 'bras slob bshad)很有可能当时已被全部译成汉文,而现在只留下来的仅有十分之一,即是今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密哩斡巴道果卷》卷十。近年来沈教授团队在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均发现了大量的汉译密教文献,他们一直致力于集中研究这些新发现的文本,并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细致研究改正了很多关于汉地所传藏传密教历史的不正确的看法。而这样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萨迦研究大有可为。根据图奇当年的报道,萨迦寺或存有全套的回鹘文大藏经,还有那些珍贵的元朝皇帝赐给萨迦的诏书,如果这些资料能够有一天能为学者们所用的话,它们对于学术研究之进步的意义将不同凡响。学界通过萨迦研究的深入既可以发展藏传佛学研究,比如整理密教无上瑜伽部的根本文献《喜金刚本续》、《胜乐》、《三菩提释论》等都迫在眉睫,同时也可以推进藏、西夏、汉、回鹘文宗教文本的多语种比较研究,将这几个领域的历史和宗教文化研究引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总之,在萨迦这个研究领域中,研究历史的人需要懂佛学,懂佛教的需要注重历史,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对萨迦道果研究的一个较好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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