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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请托关系之民法规制

励志人生网 2019-05-13 06:13 名人名言 73次

一、问题之提出

看病、就学、求职、经商等皆需请托,“潜规则”大量驱逐“明规则”,导致“大家都很累”。遇事请托不仅有害法治社会建设,且增加交易成本,是优化市场发展环境之巨大障碍。如何从法律上破解“办事找关系”的难题,是一个重大的法律议题。因请托多表现为双方“合意”甚至是书面合同,涉及的多为合同效力、费用归属、缔约过失等问题,故遏制请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从民法上规制请托关系的问题。由于专门针对防范、规制请托之立法尚付之阙如,破解此难题须从观察进入司法裁判的请托案件入手,理清这些案件的法律关系、法律适用和裁判思路,吸取有益的裁判意见加以阐释、修正,引导后来判决并牵引立法规范之,以因势利导而达至惩恶扬善、遏制请托、净化社会环境之目的。

笔者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等司法案例数据库,以请托、托关系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裁判时间涉及2008年至今,共获得81个案例,为求案例广泛性与代表性、时效性与经典性相协调,排除说理粗糙判决,兼顾基层、中级、高级法院以及再审之裁判,选取典型案例49个 ,形成文章素材,以便类型化研究。由本文选取49个典型请托案例观之,实践中对于认定请托之类型、案件性质、请托行为定性、效力及法律后果上,分歧很大(如下表):

张红:请托关系之民法规制

张红:请托关系之民法规制

请托形态多样,如何建构其类型以明晰其法律适用,殊为重要。有的请托涉及刑事犯罪,故有裁判认为请托不应由民法规制(见表2)。因此,请托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管辖范畴,民法规制请托之必要性与可行性尚待深究。即使请托关系确属民事纠纷,请托应为何种法律关系,是不当得利纠纷、合同纠纷抑或物权保护纠纷?如为合同纠纷,则应为委托合同或民间借贷合同还是居间合同尚有分歧(见表1)。对于请托效力如何以及裁判规范,缺乏统一标准(见表2、表3)。此外,对请托费用之归属属裁判之焦点疑难问题(见表4)。从学说上看,学者对请托及其民事规制这一问题几乎集体失语,未有专门著作或者文章论证。谢红星、周永坤、孙旭等虽对请托已有研究,但均局限于汉唐明清等前朝请托问题,基于比较法、立法论角度并未解决当下司法实践问题。 关注“高考移民”、 “借名买房” 问题的文章数量虽多,但鲜有注意背后请托行为之效力的研究。从比较法上看,我国台湾地区多以不法原因给付制度予以规制。 然我国民法对于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并未有明文规定,如加以适用,是否妥适,仍需探讨。

二、请托类型及法院裁判进路

(一)请托类型

有关就业、晋升等铨叙请托,乃求职者违反公开招聘、择优录取之原则,在公务员录取评级 、教师、医生之聘用 、参军 等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招聘中,为达顺利入职之目的委托他人为聘录事项运作之请托。在“王某案”中,王某为其女及亲属安排工作给付刘某18万元,事未成,王某将刘某诉至法院,要求返还请托费用。两审法院均认为请托涉嫌诈骗、行贿犯罪,故双方纠纷不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裁定驳回王某诉求。王某诉请法院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法院不予置理。 “韩某案”中,被告武某向原告韩某借款50000元,借条、收条中表明钱款用于韩某女儿安排工作,承诺事未成全部退还。后武某未履约,韩某诉至法院要求返还费用。法院认为,武某无证据证明钱款非借款性质,合法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故判令返还费用。 观上开两案判决逻辑,铨叙请托案件是否属于民事受案范围、请托行为效力是其主要审查点。“王某案”中,原告王某主张对被告之转委托并不知情,第三人构成诈骗与原告并无法律上之利害关系,法院并未查出双方有任何犯罪事实,“涉嫌犯罪”实属认定事实错误,然法院却对当事人之意见置之不理,亦未阐明为何不在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论证逻辑有失缜密。铨叙请托极易构成行贿、受贿,当事人要求法院将此案移至公检机关未予准许,妥当与否另当别论。而“韩某案”中,收条足证此款非欠款而是安排工作之费用,且原告自认此款为请托领导之用,法院却依然受理此案,并在被告缺席之情况下作出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之裁判,两案比对,案件性质、请托行为效力认定都尚待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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