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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与乡人

励志人生网 2019-05-12 13:03 励志人物 190次

阿根廷影片《杰出公民》(Elciu-dadanoilustre,2016年),将镜头推向底层民众的自私和蒙昧,复活了早期文学家审视国民性的批判立场——正如我们讨论过的丹麦电影《狩猎》(Jagten,2012年)。具有这种现实锋芒的影片,如今往往在好莱坞之外才能看到。两部电影构思上的巧合是,男主角最后都挨到了黑枪,且都幸免于难。

《杰出公民》的主角丹尼尔·曼脱瓦尼(奥斯卡·马丁内兹饰)是一名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根廷小说家。关于这项角色设定,添一段旁白也许不算多余:阿根廷人说到诺贝尔文学奖,常有一股特殊的讥嘲,类似中国人将国足戏称为世界杯冠军。诚然,两者嘲讽对象有别,我们提到屡败屡战的国足,主要出于自黑自嘲,极少有人归咎于国际社会的刁难。阿根廷人的嘲讽则一致对外,理由也同样充分。与其他从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国家不同,阿根廷存在一位殿堂级的文学大师豪尔赫·博尔赫斯。当博尔赫斯健在时,每年诺贝尔颁奖季过后,都会在全球文艺圈引发一场抱怨和叹息,人们普遍认为,落选只是说明了瑞典皇家文学院的审美缺陷和观念落伍,无损博尔赫斯的文学光辉。阿根廷人失望之余,自然郁积了不少愤懑,并很可能在精英阶层形成如下共识:决不应该对诺贝尔文学奖过度尊敬;相反,伺机对瑞典文学院奚落几句,属于必要的礼仪,是一项“文学公民”的基础修养。文学的功能虽然不包括复仇,但当复仇有助于彰显文学正义,则可网开一面。

结合上述旁白,我在看待主人公获奖前后的言行时,不时会心一笑。正如电影所展现的,主人公前往瑞典领奖时,以一种介于得体和莽撞之间的傲慢,拒绝了主办方关于燕尾服的着装要求,还以“反对君主制”的夸张借口,拒绝向瑞典国王、王后鞠躬。他在获奖感言里发表了一通冒犯的话,略谓“得到包括国王在内的评审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可,意味着作品不再具有创新和冲击力。作家应该用作品进行质问,应该令人不快,所以,获奖几乎证明了获奖者的堕落”。孤立地看,这倒不失为一个斗志昂扬的见解,结合说话者的身份场合,曼脱瓦尼就显得情商不足了。好在他是阿根廷人,阿根廷作家显然有权在瑞典文学院拍拍桌子;而阿根廷观众多半以为,领奖者正在替博尔赫斯讨回失落的文学公道。

同样出于对博尔赫斯的尊敬,曼脱瓦尼必须用无所谓的态度对待奖项,他不应流露丝毫得色。当机长通过广播向这位荣誉乘客表达祝贺,乘客纷纷鼓掌时,小说家冷漠地戴上眼罩,连起码的微笑答谢也没有。当女秘书向他逐个介绍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和演讲邀请,他显得极度不耐烦,好像别人要求他打扫厕所。他只在女秘书提到一份家乡的邀请时,表情才显出异样——当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鄙夷,也捎带展示了这位作家倨傲刚直的性格,离开这份狷介,后面的故事难以成立。

曼脱瓦尼就像著名文学前辈托马斯·哈代、威廉·福克纳或中国的诺奖获得者莫言先生那样,致力于描写某个邮票大小的故乡。作家20来岁离开故乡,在欧洲一呆40年,期间一次也没有回过老家,而他小说的背景和人物,又始终扎根家乡,他从未写过欧洲。他表示:“我笔下的人物永远不能离开,而我永远不能回去。我一生所为都是在逃避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家乡萨莱斯给了曼脱瓦尼无穷的灵感和激情,他对家乡的情感却满是鄙夷和憎恨。作家的文学声望使萨莱斯遐迩闻名,然而,那是南辕北辙的两种名声,属于作家的名望越伟大,属于家乡的名声就越丑陋:借助作家的多部作品,萨莱斯已然成为一个集中展示人性卑劣的文学地标,一个类似《圣经》中淫邪之城索多姆那样的黑暗名胜。这便构成一个悖论般的危险场景,家乡人意欲分享作家的荣耀,就必须同时承受作家对自己的诋毁和伤害,而萨莱斯人若能做到,又等于宣判了作家的失败。只有明智豁达、自信开朗的民众,才有雅量接受这种批评,曼脱瓦尼不应奢望被自己描写得如此不堪的老家人突然不计前嫌,给自己一个拥抱。

所以,只要作家尚存一分清醒,就不该回老家接受那枚象征“杰出公民”的荣誉勋章。然而,人是复杂的,即使这位外表高冷的作家有着卓越心智和坦荡胸怀,也难说没有受到虚荣心的炙烤——他日后也承认这一点,他说:“纸、笔、虚荣心,缺了这些,你什么都写不出来。”——毕竟,让老家人瞧瞧自己多有出息,也是一股不易打消的心理渴求,何况老家还有一位初恋情人。总之,他固然有一万个理由拒绝,但只需内心出现一声微弱召唤,就足以改变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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