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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生代”对话“新生代”:新锐诗人在关注什么?

励志人生网 2020-10-03 04:02 励志人物 128次

9月26日下午,上海市民诗歌馆里迎来了4位年轻的“新锐诗人”,上海市民诗歌节2018年度新锐诗人朱春婷、曹僧,2019年度新锐诗人夏午、王子瓜。他们之中3位是“90后”,一位是“80后”。

诗歌“中生代”对话“新生代”:新锐诗人在关注什么?

举办了5届的上海市民诗歌节是一个面向普通诗歌爱好者的节日,征稿对象不但有来自上海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市民,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歌爱好者。看似“接地气”的节日,却坚持每年评选出两位“新锐诗人”。他们的创作离普通诗歌爱好者有一点“陌生化”的距离,却也是这座城市诗歌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上海这座城市需要诗歌,上海的市民需要诗歌。在数码时代成长的年轻一代也是需要诗歌的。” 在上海市民诗歌节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东方教育时报总编辑徐建华看来,这是上海市民诗歌节坚持每年评出两位新锐诗人的题中之义。
当天举行的“倾听新生力量的脉动:新锐诗人作品研讨会”,则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中青年评论家与新锐诗人“跨龄”对谈,在碰撞中交流。来自沪上多家诗社的代表和多个年龄段的诗人也参与了此次活动。

诗歌“中生代”对话“新生代”:新锐诗人在关注什么?

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对视”
中生代评论家面对新生代诗人的作品,是否会有隔阂感?上海市作协研究室主任杨斌华坦言,“不对称”感一直存在,这包括互相之间的陌生带来不解,情感因素和观念差异等等,而这种不对称在每一代诗人当中一直存在,这是不容置疑的。在这种“不对称”之中,自己和“90后”诗人的诗歌,在阅读中形成“互相打量的关系,”“实际构成互相对视的关系。”
“我所见的已被无数次见过/唯有我是新鲜的/是蜜语的,童话的/是鬼门关的。”上海大学教授钱文亮觉得,曹僧《后花园》中的最后一段,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对‘90后’诗歌创作非常准确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判断”。
钱文亮最早关注“90后”是在10年前,当时“90后”即将进入成年,他集中看了一批“90后”诗人,发现他们诗歌整个色调,整个意向、情绪都和“50后”是不一样的,“他们比较甜蜜、童话,那个时候还生活在幻想中。”正如曹僧所写“是蜜语的,童话的”。
“他们这一代确实成长于中国发展最高速时期,受到的经济压迫比较小,整个国门打开,自由开放的气息浓郁,互联网高科技日新月异,整个生活可以说是向上走的氛围,这在他们的诗歌里面都可以感受到。”
但是现在“90后”长大成人,将成为社会中坚力量,钱文亮认为,他们也必将面临包括生命、社会、人类重大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就是曹僧写到的“鬼门关”。
“鬼门关怎么过?不仅是个体也是人类的。” 钱文亮提到了今年的疫情和中美关系,“现代性造成的危机,实际上给人类带来生死存亡的考验,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要面对的鬼门关,是值得写的,值得闯的。”
另一位诗人朱春婷和钱文亮是师徒关系,钱文亮目睹了她从校园到社会的创作过程。在大学本科期间,朱春婷很爱做梦,有神奇的直觉,在诗歌里呈现的世界常常来自于自己的意念和梦,“她诗里面呈现的整个世界,包括语言,包括意向,是我们真实进入不了的。” 钱文亮一度对爱徒说,“你能不能不要写得那么善良。”
但随着朱春婷走向社会,钱文亮感到她的诗“越来越大气了”,例如研讨会上朗诵的这首《咖啡在煮,我们在人群中坐着》,“想象可以说是有根的,可以伸出去拉回来,还用事物相似性展开自己诗歌世界,可以联想到教堂的圆顶最高处,写得特别棒,这些想象有的来自全球化时代经验,同时又有日常的东西。”

夏午 王子瓜 曹僧 朱春婷

夏午 王子瓜 曹僧 朱春婷

“90后”诗人在写作中追寻什么?
诗歌的标准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样的维度去评价诗歌?
华东师大出版社文学编辑古冈认为判断一首诗的好坏,前提是要有一个评价体系去支撑。他自己的所采用的评价体系基本上基于传统和浪漫主义风格,从这一体系出发,他认为夏午的诗歌有这种传统的形式,看似入门方便,但实际非常难。夏午很用心地将象征的对应物放在自己的诗歌中,在传统的范式里找到了支撑感。古冈从她的诗歌中感到了一种亲切感,将人带回到年轻的状态,“这种风格不说特别唯美,但是总的基调特别美。”
曹僧的看法则更为激进。“现在经常会对诗做好坏评价体系。从写作角度来说,我想我可能会有评价的分类方式,将写作分成两种,一种是应用式写作,一种是发明式写作,每一种写作下面好的诗坏的诗都可以区分。但对于真正写作者来说,真正有价值是发明式写作,可能这首诗是坏诗,但有意义。”
曹僧在校园时代投入大量精力做了许多诗歌训练、修辞训练,在学院里,大部分经过这样训练的人投入精力,都可以写出一首接一首的“好诗”,但写出这样的“好诗”之后,诗人下一步该向哪里去,成了困扰曹僧的问题。
曹僧认为在城市化进程前沿的上海,可以引入“中产阶级诗人”这样一个概念,在消费的时代,中产阶级所追寻一种平和东西,背后是商品逻辑。所对应的“中产阶级诗人”也是如此,他们写作追求修饰完美、小心翼翼,有时“为差异而差异”,但诗歌精神上的质地反而可能会滑向疲软无力,曹僧认为这一趋势在年轻诗人中表现的比较明显,“写作者如何去构造张力,是值得探讨的。”
在曹僧看来,诗歌写作中的“为差异而差异” 背后也是资本主义或者消费主义时代的题中之意,值得写作者警惕。诗人内部也有危机意识,想要“推陈出新”,“保持市场份额”,但这种推陈出新并不代表任何实质上的进步,很多时候表现为话语的把戏,“我所理解的现在诗歌在写作的时候更需要一种敏锐认知力穿透话语,抵达内心东西。”
朱春婷有相似的创作体验,在大学时期,她喜欢挖掘奇想形成文字游戏,“那个时候创造奇怪的词语带着很新鲜很有权力感的世界,对诗歌理解主要在于觉得诗歌价值冲破语言边界,像武则天一样制造属于自己的词语,一个声音,那是我自己立足根本。”当她工作之后,与社会有了更广泛接触,开始觉得诗歌的价值不仅仅是“冲破语言边界”,她渐渐从原来幽闭的写作方式中走出来,从房间走向社会、城市,如今她给自己找到的写作目标是“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用理性身份去观察。”
夏午在大学时期写诗,也是“实验式”的,整天在图书馆阅读大量中外诗人特别四同时代诗人的著作,尝试用各种方式写作,有一段时间,甚至随便给一句话作为开头,他就可以写下去。工作之后,中断了五六年,再次提笔写诗,夏午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想要做实验,不再有执念写出特别有个人鲜明风格的东西,他开始回归传统,想在文字中与读者产生共鸣,打动别人,“这可能就是中年人的心境。”
站在人生的节点上,王子瓜在写作中比较关心的也有成长问题,“从我们这样一种体系化的教育中走出。再走入别的体系,一个个人主体性安放在哪里,这是我十分关心的问题。”随着对自己的认识的深入,王子瓜回归到这一思考之中,“有没有诗人认真去处理这个问题,包括诗人本身能不能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也都是对我自己写作的反思:能不能从纯诗审美从浪漫主义写作里面走出来,去完成这样一种大家始终或者我自己始终没有做好家庭作业。”
现代技术与诗歌“游戏”
青年评论家刘阳鹤从“诗中游戏”“创想世界”的角度解读了王子瓜的作品,意外收获了在场几位新锐诗人的共鸣。
“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世界到当代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世界,不难认识到诗歌的游戏功能及其展现方式已经发生巨大改变。” 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王子瓜重点关注的是“数字创想世界”,这也是当代青年面临的共同场域,手机游戏、电子游戏的无处不在,意味着诗人面对的,将是数字技术时代的电子游戏产物,而不再是文化起源意义上神话世界。
“像游戏诗这样玩写一体交互式、沉浸式写作模式确实是令人惊喜值得玩味的尝试。”刘阳鹤认为,在游戏中,玩家是在一个新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有自己的一套设定,外人并不了解,尝试写“游戏诗”的诗人的作品也具有这样的“排他性”,诗中的设定,世界体验完全是属于自我的。
他在这一领域也关注到了一些诗人的尝试,这些诗人从自控性极强游戏叙事模式转到文字再创作模式之后,诗歌中传达的内容往往具有排他性,“因为读者先前不了解游戏的基本设定,就没有办法搞清楚游戏和诗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游戏”的艺术性和深度也被曹僧肯定,他自己也玩游戏,有时被其中呈现的世界所震撼,“很多游戏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品,它有超强的综合力,能把电影、音乐、文学各种因素综合到一起。你进入其中时,已经不再仅仅是对象式的阅读体验或者观赏体验,你在里面已经成为了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在里面获取另一个世界的体验。这些体验本身可能也会变成写作经验成分的构成。”
“数字创想世界”的角度也让曹僧产生思考,生活在当下世界,现代技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但身为诗人,曹僧却感到,在其他一些领域例如电影艺术,对现代技术的反思和讨论还比较多,诗歌领域对于这些东西的认识、展现和讨论,相对较少。
例如“谐音”的诗歌技巧,在一些诗人中形成了风潮,很多人都玩过。但放到大环境下,曹僧认为“谐音”技巧的发展,和当下信息技术时代拼音输入法的流行有很大关系。他希望诗人能够建立这样的反思认识,并在写作之中去呈现它。
“据说小米总裁雷军经常喜欢跟员工问一句话,他说你写代码的时候有没有写诗的感觉?其实写作者可以反过来问,你写诗的时候有没有通电的感觉,有没有代码的感觉?”电和代码,是现在构建生活环境和机制最基础的东西,曹僧有时会反问自己,诗歌在现代生活中,是否还有这种最基础的、结构性的参与感。年轻一代诗人如何正确地去感受现代技术下的生活,去写作,是他目前在焦虑和思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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