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传奇故事:李宓伐南诏战死考释

唐玄宗天宝年间，南诏举兵反叛，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征讨，结果损失士卒达六万人之多。宰相杨国忠隐瞒了战争失败之事，仍然给他叙录战功。当时，招募士卒攻打南诏，但人们都不愿应募。杨国忠就派御史到各道去抓人，抓到后就给他们连带着枷锁送到军营中，被抓的人心中积满愁怨，所到之处哭声遍野。到了天宝十三年（754年），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前往攻打南诏。南诏诱敌深入，高垒不战。李宓久攻不下，军粮皆尽。士兵因得瘟疫及饿死者十之八九。李宓无奈只得率兵返回。南诏引兵追击，李宓被擒获，全军覆没。杨国忠隐瞒其败绩，反而声称取得胜利，报捷后又派遣军队征讨南诏。这是《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旧唐书》中说：“李宓率军攻击南诏于西洱河，在粮尽军回时，马足陷于河桥，被南诏王閤罗凤擒获。”《新唐书》中也说：“李宓战败死于西洱河。”

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四《李宓伐南诏》中，通过查考高适的文集和诗歌，认为李宓并没有战死，而是回到了唐都长安。高适文集中有一篇《李云南征蛮诗》序文说：天宝十一年（752年），皇帝下诏讨伐南诏，宰相杨国忠兼剑南节度主持此事，上奏皇帝推荐前云南太守李宓渡海自交趾攻击南诏，来往数万里。十二年四月，李宓回到长安。人们因此知道朝廷所派之人很有才干，而李宓确实效忠朝廷，高适作为李宓的旧友，因而写下了这首诗。他的诗内容是：“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县军垂欲穷。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列亭侯，拓地弥西东。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洪迈认为虽然诗人的话不一定完全真实可信，但作为当时人所做的诗，当不会有虚构的话。既然这样，那么李宓大概是活着回到了长安，并没有战败而死，其年代也不是在天宝十三年。

体味诗中有“掘田鼠”、“餐僰僮”之语，则知道当时军粮已尽，形势十分危急。显然，李宓所统率的军队并非战胜归来。

实际上，唐玄宗天宝年间，对南诏的征讨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天宝九年（750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奉诏率大军分三路进攻南诏。次年四月，军队进至西洱河，为南诏诱歼，士卒死伤者达六万。在此前后，特进何履光亦从安南（交趾）统十道军由水陆并进，取安宁城，及鲜于仲通大败，率师退回（见樊绰《蛮书》）。第二次是天宝十二年（753年）四月，由剑南留后李宓率军七万讨云南。次年，李宓挥军进逼邆川，直至大和城，为南诏、吐蕃联军合围，结果是三军溃衂，“元帅沉江”（见《全唐文》卷九百九十九郑回《南诏德化碑》）。这两次战役丧师十余万，对唐室影响极大，直接导致了南诏与吐蕃结盟，所得西南边地尽失，云南诸蛮为南诏所统一，紧接着又发生在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自此由盛转衰。

洪迈此篇引高适《李云南征蛮诗》说：李宓征南诏“盖归至长安，未尝败死，其年又非十三载也”，否认了《通鉴》、两《唐书》所载李宓于十三（754年）败死的事实。可是《通鉴》、两《唐书》本纪言之凿凿。《旧唐书·杨国忠传》亦载：“李宓率军七万，再讨南蛮。

宓渡泸水，为蛮所诱，至大和城，不战而败，李宓死于阵。”再证之以《南诏德化碑》所述：天宝十三载“汉（指唐）又命前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广布军威……水陆俱进”。“李宓……进逼邆川。时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吐蕃将领）来救，已至巴山。我命大将军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犄角竞冲……三军溃衄，元帅沉江”的纪事。李宓战死于天宝十三年（754年）已毋庸置疑。洪迈此论失实，其原因在于他未见郑回的《南诏德化碑》，分不清李宓在两次战役中都参加了讨伐：第一次战役是受特进何履光的节制，以十道之一的偏军自交趾出发北征；第二次战役是作为主帅自剑南渡泸水，攻大和城。洪迈却把这二事混合在一起看待，从而也就误读了《李云南征蛮诗》的内容了。

李宓第一次参加征讨南诏，是配合鲜于仲通从剑南出兵。他是自交趾沿水路北上，直插大和城的。高适诗序称：“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艰险，往复数万里，……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诗中所述“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

饷道忽已远，县军垂欲穷。……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即指此战役而言，其目的是赞颂李宓英勇、艰苦的奋战精神。

李宓参加第二次征南诏，是由于他以前曾做过云南太守，熟悉南蛮边防军政，且曾参加过第一次征南诏，故得到杨国忠推荐，由玄宗亲自召见，任命他以侍御史、剑南留后的身份统军七万征讨南诏。这是玄宗不甘于鲜于仲通的失败，企图在南边挽回颓势，重振大唐权威的举动。《李云南征蛮诗》乃是高适在天宝十二年（753年）夏为饯别李宓，赞咏其智勇卓绝，以壮军行的诗歌。与此同时，还有储光羲《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诗》。两诗的思想内容基本一致，可互相印证。储诗有“剑关掉鞅归，武弁朝建章。龙楼加命服，獬豸拥秋霜”之句，即是他追述李宓此前转战数千里，自泸南过剑阁，北返长安，穿着军服，朝见玄宗。玄宗命他为侍御史、剑南留后，主持南征事迹的赞歌。这次李宓是以主帅的身份出场的。但这次出征，大出于君臣朝野的意料之外。十三年六月，李宓惨败战死。唐王朝极盛的声誉，自此一落千丈。

天宝年间两次征讨，论者多归罪于杨国忠和云南太守张虔陀惹起事端，但事情本质乃是在于唐和南诏为争夺对云南境内诸蛮的控制权。这只要看天宝年间历任的剑南节度使，如章仇兼琼、郭旭己、鲜于仲通等人积极开拓南疆便可一目了然。事态发展使唐与南诏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军事上大规模的直接对抗。

应该说，对南诏的用兵乃是出于玄宗开疆拓边的需要，是庙堂决策。杨国忠只是迎合了玄宗的意见，当然也不排除他想乘此机会立功扬名，使自己的权威获得巩固的内心打算。

两《唐书》为帝王讳，开脱了玄宗的错误决策，把罪魁祸首移加到杨国忠身上，于是杨国忠也就成了政治上的替罪羊，遭人唾骂，历史上这类事情可说是太多了。

这次战争对当时唐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也非常深远。60年后，白居易在《新乐府》的《新丰折臂翁》中描写了当时人们对战争悲惨遭际的回忆。诗云：“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沪水，椒花落时瘴烟起。

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爹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穷兵黩武导致“千万人行无一回”，新丰的壮丁自残身体以逃避兵役，这又是多么令人感到哀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