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励志故事> 上海作协轶事

上海作协轶事

励志人生网 2019-05-19 20:00 励志故事 200次

原标题:上海作协轶事

绿树成荫的巨鹿路,一栋花园洋房藏身其中,周边茂密的植被巧妙地将周围的城市喧嚣和高楼与内部空间隔绝。半个多世纪前,这里的巨鹿路675号曾被叫做爱神花园,它是近代著名实业家刘吉生故居,建筑样式属仿古典建筑,曾经门庭若市。自1949年上海作协接管使用后,这里从此成为全中国作家和无数文艺青年梦萦回绕的膜拜之地。

我未曾踏入过那扇巨鹿路675号的大门,即便恰巧路过,那也是稍稍眺望几眼,便匆匆离去。对这里的了解,来源于外公平日讲述过去生活的三言两语。

我的外公黄文吾曾在上海作协工作过。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候的事情,彼时的上海作协可谓群英荟萃。巨鹿路陕西路口的上海作协,每天大门口进进出出的,都是些上海文坛的大人物,巴金、魏金枝等人都在这里办公。当时肖岱与哈华两位分别主编的《收获》与《萌芽》,早已响彻大江南北,一本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当代文学史上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作品,均从《收获》走向文坛。另一本则是陪伴无数人青春年少的刊物是满足不同文学土壤所需的养分,让文学在所及的每一处生根发芽。

外公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在部队时曾是司令部文书。1965年,外公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又安排他到上海市作家协会担任文书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那时也算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从部队退伍的战友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唯独文职不多。回忆进入作协的第一天,门卫处的大爷一上来就问外公是从哪个大学毕业的。这并不奇怪,当时只有大学生才能进上海作协工作似乎是那个年代的共识。曾经的大学生并不像现在这般普遍,每一个都是百里乃至千里挑一的人物。能以退伍军人的身份进入作协工作,从这个角度看,外公所说的凤毛麟角毋庸置疑,我甚至觉得再说起这事儿时,他能再带上些许自豪的神采。

上海作协机关内设办公室、组织人事室、创作联络室、对外联络室、研究室六个部门,外公担任的文书是办公室的一个职位,主要为作协领导对外联系一些事情,收发文件、整理材料、安排差旅、做好会务等服务工作。由于当时作协工作人员不多,外公一度还兼过出纳和会计。因为需要时常忙于应付各项会议的准备与记录工作,他与时任上海作协主席的巴金有过不少接触。

巴金是一位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文学巨匠,而在日常生活中巴金更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没有任何架子,很好相处。在刚参加作协工作的那段时间,由于并不认识作家协会内及来参加会议的各路文人墨客,外公在会议的记录上曾碰到一定的困难。或许是理解外公那时初来乍到的难处,在那段时间里,每一次会议开始前,巴金都会拿着花名册,帮助外公一个个指认出到场发言人的姓名。

1970年3月,外公带着我年幼的姨妈随巴金等上海文艺界人士到奉贤塘外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时,和巴金等作家对面对睡在一个大统间,当时一起的还有抽8分钱一包“生产”牌低档香烟的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的王元化和青年话剧演员焦晃等。在五七干校下地劳动时,外公照顾巴金年岁大,不让巴金干挑稻等重的体力活,只做些拾稻穗的轻活。

外公和当时号称“小钢炮”的文艺评论家戴厚英在上海作协团支部的同一个团小组,戴厚英比外公稍微年长几岁,当时已是上海文学研究所的笔杆子。许多人对戴厚英的了解是从她的两本书《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开始的。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传出,上海为之震惊。

当时在上海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还有苏州人陈鸣树,陈鸣树人很瘦,年轻时当过警察,和外公一样有长途骑自行车的爱好,有时一骑就是20多公里。他带母亲一起住在上海,1968年和一个厂医结婚,生了两个儿子。1977年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任讲师,后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其生平事迹被收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杰出的人》,美国传记学会《世界5000名人录》及国内《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多种辞书。2014年7月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享年83岁。

从南京军区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转业到《萌芽》杂志任小说编辑的平湖新埭人陆扬烈比外公早一年到作协工作。陆扬烈多才多艺,还会拉手风琴,他去了上海木偶戏剧团后,专写儿童故事和剧本。陆扬烈1991年2月离休,1995年移民澳大利亚,定居墨尔本。2017年11月14日,86岁高龄的陆扬烈携女儿回到家乡平湖新埭“寻根”并接受新埭镇文学艺术届联合会颁发的顾问聘书。

网站分类
标签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