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形婚者的年关故事

略萨曾说：“形式从未与生活分离，形式是生活最好的维护者。”一对gay，一对拉拉，两场互助合作形式婚姻，支撑了他们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底气。对于这四个年轻人，这可不是生活，而是一场为了生活的仓皇表演。

艳阳下的胶东小镇、厂区大院一般的婚宴现场、晃动在眼前的那些陌生又粗糙的面孔……西装是旧的，棕色皮鞋是上一个双 11 买的，这一身不太上心的行头，跟新娘的淘宝款红色长毛衣恰当地匹配。说是婚礼，其实是大鹏和新娘彭燕在老家的答谢宴，仪式统统略过，亲友们聚在一起吃一顿便罢。大鹏头一次见识山东乡下的婚席，十几张罩着白色塑料桌布的木头方桌上，旧不锈钢盘子里盛满鱼虾蟹、鲍鱼和海参，“只用筷子，没有碗碟。”

坐在上桌的大鹏小心地陪着长辈们一整杯一整杯地干掉烈酒，很少沾酒的他很快就醉了。亲戚们私底下流露出遗憾：新姑爷既不善言辞又不胜酒力。彭燕一家早就搬到青岛城里，她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与祖辈的亲友早就生分了。

她只是忘不了有一幕：乡亲们一看到新郎新娘过来敬酒，忙不迭地讪笑着离席躲开，弄得场面有些尴尬。“难道被识破了？”一度，两人开始紧张起来。

晚上，新婚小夫妻坚持住在镇上的旅店里，但是第一次只开了一个标间。即便举办了婚礼，领了结婚证，他们明白，这不是真的生活，这是为了真的生活而进行的一场仓皇的演出——大鹏和彭燕从未同床共枕，他们是有名无实的夫妻，是一对互相合作的同性恋者。

大鹏和他真正的伴侣张杰，彭燕和她的伴侣晓琳，一对男同志和一对女同志，交叉组合成两对名义上的小夫妻，他们不同寻常的婚姻形式——互助合作形式婚姻（简称“形婚”），支撑了他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底气。

两对形婚组合在每个人的老家都举办了婚礼，由家人安排，尽量简化，他们如同客串演员，进入角色，服从安排。婚礼产生的各项花费各自承担，礼钱分配账目明晰。比如大鹏家里给彭燕的一万零一元改口费，彭燕立马返还了，大鹏也是同理。

一回到上海，四个人的关系马上拉开了距离，回归普通朋友。彭燕的那件红毛衣也不再出现，她喜欢冷色调，习惯裤装搭配板鞋，乍一看像个小男生，与“淑女”晓玲外形上很般配。

1997年新版《刑法》删除流氓罪，标志同性恋去罪化。然而直到2001年，同性恋被《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剔除之前，一直被认定为是一种精神病。为了掩盖自己的性倾向，大量同性恋选择形婚。这层面具，一旦戴上，就难以取下。

一

采访四人组时，他们正在商讨春节的行程，争论得不可开交。“你知道，春节，永恒的麻烦”，张杰笑笑。各自与家人沟通后，这个方案得以确认。对于两对假夫妻和两对真伴侣而言，这个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计划堪称完美——既能探望家人，又尽量减少与伴侣分离的时间。

来自同一座城市的张杰和大鹏是高中同学，大鹏是那种典型的草食男，憨厚朴实，说话慢声细语。张杰则更活泼，也更敏感，白皙的脸上专登蓄着一圈络腮胡，打扮得很潮。两个人说话都带着笑，大鹏是淡淡的，张杰则时不时爆笑一下。

懵懂中，两人由同学、好友进而成为非同一般的朋友。早在青春期时，大鹏就借助网络确定了“同志”的自我认同。但张杰对这样的身份是不解、排斥，甚至是反感的。他哭着对大鹏嘶吼到：“我不可能是同性恋，我只是爱你。如果不是你，我是不会爱男人的，”他恐惧这样的身份。

大学异地，两人分分合合。大二闹矛盾，他们差不多有一年没有联系。直到假期时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张杰别有用心地在 KTV 唱起陶喆的《普通朋友》，委婉示爱，两个人才和好如初。大鹏问，那首歌是不是故意唱给他听的，“就是故意唱给你听的。”张杰并不回避。

后来又闹矛盾，大鹏决定分手，并尝试与其他人交往。但大学毕业没多久，张杰突然来到上海，把大鹏带到南汇，指着一处办公楼说，“这就是我以后工作的地方。”从此之后的七年里，他们再也没提过分开。在异乡，他是他唯一的同类，他唯一的朋友、恋人、亲人。他抓住了他，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他们几乎是没有朋友的。高中同学许久不联系了，是特意避开的，害怕暴露特殊关系。即便回到家乡，两人再也不参加聚会，也没有邀请任何一位同学参加婚礼。在同学情谊、丰富的社交生活与守护秘密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也不愿意融入到上海多如牛毛的同性恋组织中，不参与他们的活动，不愿意身份被识别与强化。